我18岁之前在农村生活，一直住在一个又矮又破的房子里。我在16岁之前心里想的就是要当好一个农民，但1977年底，邓小平恢复了高考。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理想——考上大学。
这是一个很卑微的理想，那时所谓的大学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大专，地区的师范学院，考上以后就可以离开农村，再也不用干农活了。大家都知道我高考的故事，第一年没考上，第二年也没考上，第三年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坚持带来了命运的改变。
我的第二个理想，希望在北大把学习搞好，但是结果不理想，因为北大的学霸太多了，我怎么学都追不上去。没有文艺才能，体育也不行，家庭背景又是农民，我在同学中间也没有被人尊重的感觉，产生很多的自卑情绪。我在北大比较郁闷，到了大三那年还得了一场肺结核，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年。
我的第二个理想是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。我大三那年得了肺结核，在医院里没事干，就读书。北大毕业的时候，5年时间我读了近1000本书。读的到底是什么内容，已经全忘光了。但是真正用心读过的书，其中的某种东西，不管是你不求甚解的，还是你精心记下来的，它一定会慢慢地变为你生命中的气质和气场。这种气质和气场，能够奠定你以后做事情的基础。
我创办新东方初期，自己孤身一人做了5年。当时聘请的老师都是我培养出来的，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从家乡请过来帮我打扫卫生，看门的亲戚或朋友。
1995年，新东方具备了一定的规模。我当时想必须找一拨人回来，而且水平必须比我高。这就有了1995年加拿大之行，就有了徐小平、王强、包凡等大学同学，后来还有了周成刚、李国富。
但他们回来发动的第一个运动，就是驱逐我的家族成员运动。我是选择对我绝对忠诚、踏实肯干的亲戚还是这帮天天折腾我、骂我、训我，完了还要拿更多钱的朋友一起干？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选择，却涉及一个终极问题——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。
我选择了天天折腾我的这帮人。事实证明，这条路选得非常对，因为后来在北京中关村的那几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培训机构，到现在没有一个做大的，而新东方做成了上市公司。
我的第三个理想是出国，但确定了这个理想，出国的路却完全被挡住了。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，给我三分之二的奖学金。我连生活费总共申请了三万美元，它给了两万。当时对我来讲真的是“憋死英雄汉”。我申请了三次用了一年半的时间，第三次依然被拒签。这个理想破灭了。
经过这些年，我感受到理想破灭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我有次去机场送一个大学同学，她在美国中学当老师，临上飞机前，只跟了我一天半的她说：你的生活真是波澜壮阔。我说这才一天半你就觉得我的生活波澜壮阔了。通过这件小事，你能想象他们在那边过着多么枯燥乏味的生活。有的时候人生有一次大的失败，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，至少它能给你提示，即使做不成一件事也是没关系的。
我的智商非常一般，就是比别人勤奋。我的脑袋不属于特别笨的那种，但肯定也不是顶尖聪明的类型。在北大的50个同学当中，我的智商应该属于中下水平，这说明我不是顶尖高智商。
我的勤奋一般人跟不上。我平均每天工作16—18个小时，如果没有应酬，平均每日三顿饭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半个小时。
我比较喜欢在家里工作。早上六点半起床，晚上十二点睡觉。以前一般是凌晨两点睡觉，早上八点起床，但发现这样的作息反而对身体不好，不如早点睡觉，都是六个小时。
每天早晨冲个澡对我来说是必然的，不管是热水还是凉水，实在不行的时候，就拿盆水浇一下，唤醒自己，让整个神经系统活跃起来。
我很注意保持身体健康，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步1到2千米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完，所以每天都跑得大汗淋漓，特别是在夏天。但晚上一般不洗澡，因为洗了澡容易兴奋。
我锻炼后，一般早上7点半开始工作，到中午12点。工作内容有邮件处理、工作布置、对新东方发展的思考等。另外，还有一些对孩子们的创业辅导，如洪泰基金等各种创业,因为年轻人创业不容易。
我的中饭90%都是盒饭，有人来和我聊天，也是一人一份盒饭，最多加一瓶红酒。但我也很注意身体，吃完饭会散步10分钟。除了散步，我每个星期会有一两次游泳、一两次徒步。
我和李开复都做创业导师指导青年创业，但我比李开复更注意休息。开复有段时间有点走火入魔，有人凌晨2点钟给他写信，他非要回复，来表现自己比他们还要勤奋，更年轻。
我对他说，真没必要，到晚上11点就把手机关机，外面的事情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，早上7点钟打开手机，再来处理这些事情。我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。
我喜欢旅游，每年会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专门去旅游。虽然年纪已经超过50岁，但因为用脑能量消耗太大，我不担心自己会胖。如果真胖了，去外面徒步旅行15天，就瘦下来了。
现在，想安静特别难。比如旅行时住在某个宾馆，一吃饭就有很多人跑过来要照相，这样内心的安静就被打乱了。所以现在旅游一般都会去几乎没有人的地方，如大草原，自己开辆越野车，带一两个身边的人。他们很少说话，会给我一个安静的私人空间。
我每年有1/3的时间上班。晚上有1/3的时间会回家吃饭，因为要回家陪孩子。还有1/3的时间是应酬，这包括出差的时间，每年有100天左右在外出差。
我到现在也不敢说我领悟了生命的本质，但是我至少有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勤奋。
我的勤奋能给我平时的思考和讲课补充营养。拿读书为例，我平时读书有意无意会写一些新的观点、新的想法。我翻书翻得挺多，但认真读书有时很难。我所谓的认真读书就是一天，一年认真读的书也有20本、30本。我所谓的不认真读书就是一、两个小时就把那本书翻完了。如果把这些都算上来，我一年还是读100多本书。
坐飞机、坐汽车，这些时间就是我读书的时间。从小到大，我坐汽车没有晕过车。我在特别颠簸的时候都可以用电脑工作，在汽车上看书、看视频，用电脑十个小时，就感觉跟在办公室一样。所以，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点晕车的感觉都没有。
我这一辈子，对钱的多少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在北大的时候，一个月60块钱，我也很开心。现在我有了这么多钱，但自己平常月消费一般两三千块钱，包括买书。
我在北大当老师，到后来觉得当老师有成就感已经是三、四年过去了。当老师特别有成就感的一点，就是学生特别喜欢你的课。但这种成就感并不是上来就有的，而是经过不断地琢磨，每堂课都在改进。
刚开始你上课有的开小差，有的背着书包就跑了。到最后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教室里的人提前走。
前两年是很有挫折感的，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。怎么教都觉得知识不够，还会羡慕教得好的老师，但怎么模仿都模仿不了。
后来发现别的班的同学都来听你上课了，这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。这是一个过程。
当老师是一个对知识的理解、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的过程。还要精深博大，举一反三。再加上你的口才、对学生的了解和对学生的察言观色。这是一种综合能力。
所以我一直对大学生说，你毕业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当个两三年老师，对你一辈子都会有好处。一辈子学会了，比如说有口才，知道怎么样表达，还知道看前面这群人是不是愿意听你讲。
我现在告诉年轻人，就是要去闯、去努力、去奋斗。只要不做坏事，只要保持良心，剩下的什么事情都能去做。年轻人不能像学佛教一样，告诉他生老病死不可避免，所以两岁就进庙里。这没有任何意义。
和年轻人的勤奋不同，现在我的勤奋已经是另外一种概念——思考。我会经常写一些笔记、感悟等。
我现在的体会是：心在退，人在进。“心退”是让天地更加广阔，“身进”是因为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。
但是我不能和年轻人讲这些东西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经历体验种植到其他人的身上。就好像克隆，可以克隆出另一个俞敏洪出来，但那个俞敏洪是一片空白，而这个俞敏洪却是经历过人生风雨后的一种丰硕状态。
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，一个是臭皮囊，另一个是有精神支撑的、肉体之内的灵魂存在。
所以我想对年轻人要说，去努力吧，去恋爱吧！找你自己最想找的男人！做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！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艰苦！